引言：被改变的婚恋，被扭曲的共识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社会的男女关系与婚姻模式经历了巨变。从集体主义的简朴结合，到市场经济下日益物质化的联结，再到如今充满矛盾与撕裂的两性关系，这种演变绝非单一线性，而是经济转型、思潮冲击和观念重塑的复杂合流。那些曾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婚恋共识，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瓦解。莆田老哥被骗婚高达90万甚至138万的彩礼案、南昌“女上位”后撤回同意案，以及网络上甚嚣尘上的“捞女教程”事件，无不指向一个残酷现实：两性关系中的信任与平衡正在被严重侵蚀。这些看似魔幻的现实并非“装作看不见就不存在”，它们的存在，或许对某些既得利益者是“合理”的，但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却构成了沉重的负担与深刻的困惑。

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几个问题：

1. 群体性认知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撕裂局面？
2. 社会演化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才导致了当下的两性困境？未来的可能性又将指向何方？
3.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普通人又该如何自处？

本文仅是个人的一点拙见和推论，不足以作为重要证据，在此只是做一点分享，仅供参考。

从“四大件”到“三代房”：中国婚姻成本的极速飞升

回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婚嫁变迁，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社会物质条件与婚恋观念的紧密互动，以及婚姻成本的惊人跃升，从中或能找到一些导致当下困局的蛛丝马迹。

• 1950年代：简朴的集体与“四个一工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物资极度匮乏，婚礼以简朴的集体仪式为主。婚嫁注重“一张床、热水瓶、脸盆、痰盂”等实用物品，象征着新生活的开始。1950年《婚姻法》废除包办婚姻，倡导婚姻自主，但物质条件限制了婚俗的奢华，反而使得情感和政治觉悟成为结合的主要考量。
• 1960年代：经济困难下的实用主义 在经济困难时期，婚礼政治色彩浓厚，常伴有唱红歌、学语录等环节。嫁妆以实用耐用的木制家具为主，如床、衣柜、桌椅等，常以合计36或72条“腿”来衡量价值，象征着家庭的稳定和男方的经济实力。工人与贫农成分成为婚配的首要考量，政治纯洁性超越了物质条件。
• 1970年代：“三大件”与时代的印记 改革开放前夕，轻工业发展使得“三大件”——自行车（永久/凤凰牌）、手表（上海牌）、缝纫机（蝴蝶牌）——成为时尚与富裕的象征，加上收音机，总价约500元，相当于当时工人一年半的工资。这些物品仍需凭票购买，婚礼仍保持简朴，向毛主席像鞠躬，农村也开始出现“半荤素酒席”。拥有“三大件”是身份的象征，预示着物质生活将有所改善。
• 1980年代：电器时代的曙光 改革开放深化，居民收入增长，家用电器开始普及。黑白电视机、单门冰箱、双缸洗衣机成为新的“三大件”，后期升级为彩电、录音机。进口电器（如日立彩电）备受追捧，国产替代品（如长虹、珠江牌）也逐渐崛起。婚俗开始变化，婚纱照复兴，婚宴移至酒楼，出租车迎亲开始出现，婚姻的“面子”属性逐渐增强。
• 1990年代：消费升级与“金”字招牌 市场经济日益繁荣，家电国产化加速（美的、容声），摩托车、影碟机（录像机）也加入“三大件”行列。金饰（戒指、项链）成为婚嫁标配，象征财富和承诺。更重要的是，福利分房制度取消，商品房兴起，婚房需求开始显现，这为婚姻成本的飙升埋下了伏笔。专业婚庆公司和西式婚礼的流行，标志着婚庆市场化、商业化的开端。
• 2000年代至今：商品房、私家车、现金的“新三大件” 进入新世纪，婚嫁成本急剧膨胀，商品房、私家车、高额彩礼现金，成为衡量婚姻的“新三大件”。一线城市房产动辄需要消耗几代人积蓄，房贷压力成为新婚夫妇的巨大负担。汽车成为身份与便利的象征，而高额现金则被视为未来教育、医疗等支出的保障。物质压力导致晚婚、不婚、恐婚现象愈演愈烈，结婚成本从1970年代工人1.5年工资，跃升至一套百万级甚至千万级的房产，这背后是传统婚恋观与物质现实的剧烈冲突。

历史是一面镜子，有记录的历史更是一份详尽的档案。它能清晰地呈现整个演变过程，甚至能从蛛丝马迹中追溯导致今日困境的可能“元凶”。

思潮变迁：消费主义对两性平权的异化

婚姻成本的极速飞升并非孤立现象，其深层动力源于思潮的剧烈碰撞与扭曲。1999年（中美协议）和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全面拥抱国际贸易规则。WTO要求中国开放市场，引入海外影视文化产品，并允许海外资本参与院线建设。与此同时，互联网的普及使得西方思潮如洪水般涌入，其中尤以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为主要代表。在中国本土相对保守的传统思潮与这些新思潮的对抗过程中，社会共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撕裂。在早期，本土思潮处于明显劣势，以“公知”为代表的“洋大人”言论一度占据权威地位，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教员时代，女性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口号是“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强调的是男女在社会生产和家庭中的平等地位，是权利与责任的对等。然而，在西方思潮和消费主义的冲击下，这种“平等”被不幸地异化了：

• 平权的物质化解读： 部分群体将“两性平权”曲解为消费自由，而非权利与义务的实质对等。这种解读无疑有利于资本的逐利。
• “性解放”的模糊边界： 另一部分思潮则被曲解为所谓的“性解放”，其具体表现和影响复杂且不易解读，但无疑冲击了传统的道德观念。
• 消费主义的道德绑架与男性规训： 消费主义通过媒体、广告、影视剧、网络社交等渠道，将所谓的“爱自己”、“独立女性”等概念与“购买力”强行挂钩。在“买买买”的狂潮之下，必然需要有人为此买单。于是，“爱她就为她花钱”、“钱在哪里，爱就在哪里”、“男性应为女性消费买单，这才是真爱”等有毒言论甚嚣尘上，开始规训男性无条件地为女性的消费行为买单，将其上升为一种道德责任。
• “节日经济”的推波助澜： 当今，各大消费巨头的“消费节”加起来已经超过20个，每月一个甚至更多。“节日经济”、“情感消费”的兴起，将物质与情感深度捆绑，进一步固化了“女性消费=自我价值”和“男性供给=责任担当”的观念，导致婚姻和恋爱被高度“商品化”。
• 超前消费的陷阱与“以婚化债”： 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超前消费观念被大力推销。人们可以轻易通过极其低廉便捷的方式借贷，却往往需要以极其沉重的代价还债，甚至陷入“以贷养贷”的恶性循环，最终一朝崩盘。其代价或是由原生家庭承担，或是由“以婚化债”的“冤大头”在不知情中接盘。两性关系在这种撕裂的现状中，逐渐从原本应有的“情感合作”走向冰冷的“经济博弈”。

资本逐利下的社会代价

在整个两性关系演变的浪潮中，谁是真正的获利者？显而易见，电商、娱乐、时尚、美妆、奢侈品等行业获得了巨额商业利益。它们甚至构建了一套从12岁到50岁，能够精准覆盖女性不同年龄段的消费叙事，将“爱自己”的概念与消费行为牢牢绑定。

不可否认，这些行业的繁荣确实盘活了经济，为国家带来了可观的税收。中国在基建、军工等领域的巨额投资，也有一部分离不开这些行业的贡献。然而，这背后却付出了沉重的社会代价：

• 过度消费的恶性循环： 从“双11”到“情人节”、“女神节”、“520”等，层出不穷的“人造需求”进一步固化了扭曲的两性观念，使得两性关系被深度“商品化”，婚姻的经济属性被无限放大。
• 房地产的深度绑定： 房贷将税收提前透支到未来30年甚至更久，而这本质上也是消费主义传导的产物（即所谓的“丈母娘经济”）。
• 掏空的家庭财富与扭曲的价值观： 过度消费不仅掏空了个人财富，也耗尽了家族几代人的积蓄，同时扭曲了社会价值观，加剧了攀比和焦虑，使婚姻和恋爱的门槛飙升到令人望而却步的高度。

这种现象并非独立存在，更非偶然，其背后可能存在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即资本的逐利冲动与某些宏观经济目标的暂时性契合，共同塑造了当下的社会格局。

社会教育与集体共识的撕裂

在上述背景下，男女两性的教育方向也出现了南辕北辙的偏差，这进一步加剧了两性共识的撕裂和冲突：

• 男性教育的传统惯性与双重压力： 男性的教育仍延续传统惯性，强调“顶天立地”、“养家糊口”、“责任感”，以及“权责一致”（即享受权利也要承担义务）。这种教育与消费主义对男性的要求（无条件、无限额供给）形成呼应，使得男性在传统责任与现代经济压力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双重压迫。
• 女性教育的异化与“精致利己”： 女性教育不再是传统的“相夫教子”，取而代之的是被消费主义异化后的“独立自主”、“爱自己”、“享受生活”。这些口号在资本的包装下，变成了“悦己消费”、“为自己而活”，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异化为只享受权利而不愿承担相应义务的“精致利己主义”。
  • 案例补充： 许多网络女权账号将“男性付出”等同于性别平等补偿，例如宣扬“男性应支付情感劳动税”、“彩礼是生育补偿”，甚至公开提出“女性的生育价值可以明码标价”。这些论调在某些平台已不再是少数，而是逐渐成为一种被广泛传播的“共识”，极大地扭曲了传统家庭伦理和两性间的信任基础。

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操作和观念，已经不仅仅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是实实在在地影响到基本民生。

更为关键的是，当代年轻人可以轻松获取的资源和信息，已经远远超过了六七十年代的人。他们通过互联网洞悉外部世界，发现一个人生活也可以很精彩、很便利、很幸福。当婚姻带来的问题和风险远比享受多得多时，结婚的内在动力自然不足。

日本及其他国家：前车之鉴的警示

将目光投向同样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他们的两性关系现状很可能是中国的未来，如同一个“先遣服”。

• 1890年代-1945年：传统与现代的萌芽 明治后期至大正时期，日本婚姻强调“门当户对”，富裕阶层流行高额“结纳金”（彩礼）以彰显家族地位。女性被“良妻贤母”教育规训，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仅限于家庭再生产劳动。这与中国传统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处。
• 1945-1990年：经济腾飞下的性别固化 二战后，日本《宪法》规定男女平等，但经济复苏期（1950-1970年代），“家庭工资制”普及，男性工资增长使得他们成为家庭唯一经济支柱。企业终身雇佣制排斥已婚女性，政府鼓励女性婚后离职育儿，形成“阶段性主妇”模式。女性承担几乎全部家务和育儿，却无薪酬和社会保障。1980年代东京房价暴涨，男性购房压力激增，部分女性仍要求房产作为婚姻前提，导致“躺平族”和跨国婚姻增多。尽管1985年《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出台，但缺乏配套育儿支持，女性仍在职业与家庭间艰难二选一。
• 1990-2010年（广场协议后）：经济衰退与观念冲击 19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直接彩礼基本消失，但女性择偶转向“三高”（高收入、高学历、高身材）标准，实质上是经济保障需求的变形。尽管《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倡导性别平等，但企业仍抵制女性晋升。男性年均加班超1000小时，“过劳死”频发；女性就业率上升，但仍承担大量家务，抑郁率高于男性。两性在经济下行中，各自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且缺乏有效沟通与理解。
• 2010年至今：低欲望社会与婚姻瓦解的加速 当前日本平均彩礼约50万日元（约2.5万人民币），仅为仪式性支出。然而，在经济长期停滞、社会压力巨大的背景下，日本的“废宅”和不婚族急剧增多。结婚率从1972年的峰值10.4‰降至2023年的3.9‰，降幅超过60%，凸显了传统婚姻模式的瓦解。

无独有偶，韩国也沿着类似的路径演变。在欧洲，法国则呈现出另一种极端：结婚率仅约3%，而同居率高达97%。从总统到普通民众，绝大部分选择同居而非结婚。究其原因，正是婚姻制度和相关法律与现实严重脱节，权责完全不对等，使得结婚成为一种“被爆金币、当冤大头”的风险投资。当婚姻不再能带来对等的权利、责任和义务时，人们自然会选择更灵活、风险更低的关系形式。他们的今天，很可能就是我们的明天。

两性关系对立的进阶：LGBTQ+群体的兴起

到此，我们已经基本阐明了消费主义异化下两性关系对立的演变过程及其社会后果。当传统异性恋婚姻模式因权责不对等、物质压力过大而日益僵化、令人失望时，社会将自然寻求替代和多元化的解决方案。个体对情感联结和伴侣关系的需求依然存在，但可能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异性恋框架。

正是这种背景下，长期以来被压抑或边缘化的LGBTQ+（性少数）群体，其存在感和可见性开始增加。当传统两性关系无法满足日益多元的个体需求时，人们会更倾向于探索和接受非传统的、更为自由和个性化的情感及关系模式。LGBTQ+关系的出现，本身就是对传统异性恋婚姻范式的一种解构或补充。

更深层次地看，在某种“精致利己”思维的引导下，如果“女性能够因为所谓的少数/弱势群体得到优待”（如一些网络言论所暗示的“生育价值论”），那么，变成更“少数”或“特殊”的人群（如通过性别认同转换）是否也能获得某种“优待”或“逃避责任”的路径？这种思潮在海外屡见不鲜，在国内也有各种“小南娘社群”或“吃糖社群”（指跨性别及相关社群）的苗头，并不新鲜。这被一部分人视为在现有社会框架下，实现精致利己并获取利润最大化的一种“捷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群体在药物、手术以及其他辅助工具上的长期消费，甚至可能超过普通人，也形成了一条独特的消费链。LGBTQ+议题的浮现，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传统两性关系模式内在矛盾的日益尖锐和无法调和。

混乱与机遇并存的时代

当下，中国经济已进入平缓期，世界经济更是进入收缩期。在双重压力下，新一代（尤其是00后）男性开始反思和觉醒，不再盲目接受“无条件供给”的角色，出现“躺平”、“佛系”、“不再当舔狗”等现象。这是对过度消费主义和两性不对等观念的反弹，同时他们对传统的婚姻模式接受度也普遍不高。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婚姻制度确实已经进入了缓慢的崩塌阶段。

在这样的大经济背景下，依赖“舔狗经济”造血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地产、时尚、化妆品、奢侈品等行业，当其赖以生存的消费基础（即被过度消费主义和扭曲两性观念所绑架的消费群体）开始拒绝买单时，这些行业也将经历下行期。这不仅意味着它们的利润和税收贡献会降低，更重要的是，它们所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如婚姻成本畸高、生育率下降等）却不断外溢，并影响到基本民生。如果一个利益集团既无法再提供足够的收益，又不断制造负面外部性，那么它必然会受到冲击，如同前几年房地产和教培行业的经历。

虽然扭曲的价值观并不能立刻消除，它是一代人的记忆，无论深浅，都会被影响。但这种由外部强加并异化的思潮，必然在后续过程中被“大手”调整甚至清除。也许，我们这一代人，正是这个转型时期不得不被牺牲的一代，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和承受者。

大明严党：历史的镜鉴与当下的选择

将上述整个推论过程，我们可以参照大明严阁老和严党的下场来看：

• 严党核心价值： 严党的核心价值在于为嘉靖皇帝敛财，并维持朝政的日常运转。
• 价值削弱： 抗倭名将胡宗宪（严嵩嫡系）平定倭患后，严党失去了重要的军事倚仗。随着海路贸易的逐步畅通，外贸收益增加，嘉靖皇帝对严党的财政依赖也随之减弱。
• “失控且无用”的判定： 当严党将巡盐收入的巨额财富（如530万两）私分大半，仅将小部分（如100万两）上交内帑，而将大头（如230万两）归入国库时，嘉靖皇帝认为严党已“失控且无用”。一个无法有效服务于核心目的，且还在产生巨大副作用的利益集团，终将被取缔。

当下，过度消费主义及其所带来的扭曲两性观念，在某种程度上，也如同一个“严党”——它曾一度刺激经济、贡献税收，但如今其负面影响日益突出，掏空民生，甚至阻碍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生育率问题）。当它的正向贡献减弱，负面作用外溢到威胁基本民生时，必然面临被重新审视和调整的命运。这并非“看不见就不存在”，而是深刻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现实困境。

清醒自处，以待时变

整理完这些资料，许多事情便豁然开朗。例如，为何《捞女游戏》这类作品的宣传，一方面会引来封杀，另一方面又获得赞扬甚至推崇。这些看似“左右互搏”的矛盾行为，实际上可能是不同利益集团在当下复杂局面中的不同表现：既得利益者试图维护旧秩序，而面向未来或寻求变革者则可能在试探新的可能。

身处其间，我们普通人能做的选择或许不多，但最重要的莫过于：

• 保护好自己：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价值观冲突的时代，最重要的是避免被不明的“AOE”（范围伤害）所伤。这意味着要保持独立思考，警惕被异化思潮裹挟，量力而行，保护好个人财富和精神健康。
• 做好自己，提升自己： 以专业能力、核心技能和学习能力，在这个混乱时期存活下来。不断提升自我价值，才能在剧烈变革中找到立足之地，并静待社会演变。
• 直接躺平也不失为一种清醒的选择： 这并非消极避世，而是对现实清醒认知后的自我保护策略。降低不必要的欲望，减少内耗，寻求心灵的平静与和解，也是一种应对动荡的智慧。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叙事，也必然或多或少地被这些叙事所影响。然而，想要清醒地看到时代的脉络，需要跳出自身的时代局限，从历史演变中寻找答案，再思考自己的选择和下一步行动。认清这些不代表能够幸福，只能说不至于糊涂。做好自己的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或许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存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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